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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神赛跑的“急救英雄”——记瑞金医院急诊科原副主任惠小平

作者:肖 边

2016-12-14 14:22:57

  惠小平,瑞金医院急诊科原副主任、急诊科/普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我会医务分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危重病专家委员会全国委员,华东地区危重病急救医学专业协作委员会委员,美国AHA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资格证书导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急诊医学系列)项目负责人之一,连续四年担任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事医疗官。

  年过古稀的惠小平学长是同学会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每年的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亲切和蔼的态度,悉心专业的建议,给前来问诊的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0年,同学会年会在科学会堂隆重召开。由于室内空调闷热,一位老学长突然从座位上倒了下去。正在给会员作医务咨询的惠医生赶忙跑了过去,第一时间为老学长做心肺复苏,老学长瞬时转危为安。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识到这位急诊科主任的“不凡身手”。此后,大型集会上,只要有他坐阵,大家就像吃了“定心丸”。

  瑞金医院高知联谊会上,近一百位科室主任、临床专家都在把酒言欢,突然五官科主任医师倒下了,全场高呼惠主任,他出手,两分钟,转危为安。

  安亭铁人三项,第一反应公益急救组织担任护航,作为指挥官的他,眼见有人在五十米外倒下,他奔上前,果断出手,两分钟化险为夷,此事传为佳话。

  在急诊科的三十多年,他救过五万多条生命。几乎每天,他都在向死神抢人,与死神赛跑。

  早已过退休年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事的现场,他连续第四年作为赛事的医疗官,培训三百余位救助志愿者,并亲自担任赛道救护指挥官,为“上马”健儿们保驾护航,确保“上马”成为最安全马拉松赛事。

  惠医生的人生赛道远不止“上马”,他义务参加民间安全急救培训组织“第一反应”,作为导师为多个马拉松、铁人三项等体育赛事培养了众多赛事救助志愿者。一有赛事,他们手持对讲机,熟练操作AED,150米一岗,为运动员们提供紧急救助服务。2016年10月,美国AHA心脏协会特别授予惠小平学长“AHA急救英雄称号”,这是这个组织第一次在中国大陆颁发这份证书。

  今天,让我们通过和惠医生的对话,走近这位“急救英雄”。

  毛遂自荐进急诊科

  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医生的?

  惠:上高中的时候。记得临近毕业,学校里组织大家去参观医学院、生命科学院。复旦大学生命系的实验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就想成为一名医生,觉得治病救人,拯救生命,非常崇高。病人把生命交给了你,这种信任很神圣,很荣幸,责任很重。

  海:那为什么会选择急诊科?

  惠:我医学院毕业后就进入瑞金医院工作。1985年,医院要成立急诊科——瑞金是全国第一批成立急诊科的医院,当时问有谁要去,我就毛遂自荐,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到退休。

  海:刚开始时会不会感到害怕?

  惠:当第一天当班时,我高度紧张。因为急诊一下来了两个病人,一个心肌梗死,一个是上消化道大出血。但急诊室不是按部就班的,你不能先处理好一个,再处理另一个——两个要同时处理,所以反应要非常快,特别锻炼人。不但知识面要广,基础知识要扎实,反应能力、动手能力都要强,这是分秒必争的事。

  海:急诊科每天都高度紧张,内心怎么想?

  惠:对,几乎每天。急诊室就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比与死神在抢人,能多抢一条,就多抢一条。有的病我可能治不了,但我能尽可能延缓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让家属得到安慰。急诊医生都有这样的感悟,生命是很脆弱的,有时候无比美好,有时候转瞬即逝,多么可惜。

  海: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惠:如果遗憾,肯定是因为没有把病人抢救回来。比如有的病人送医晚了,错过了最佳时机,很遗憾。上世纪90年代,上海有一家钢铁厂高炉改造,当时在施工工地,工人地下作业,连着下去5名工人,都不见上来,大家猜测可能底下有有毒气体,叫了救护车抢救,送到瑞金医院的时候,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事故发生已经两个小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做了抢救,哪怕只有0.1%的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很遗憾,一个都没有抢救回来。

  飘洋过海学ICU技术

  海:什么原因促使您在50岁时留学法国?

  惠:我是1993年去的法国。虽然瑞金医院是全国最早建立急诊科室的医院,但是我们国家的急诊救助手段和医疗技术在当时还是比较落后的。而法国、德国不仅有先进的急诊救助理念,还有相应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我是很想学习回来的。所以当二医大有一个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合作项目,我就毫不犹豫报名了。

  海:从零开始学法语,又要学专业知识,非常不容易吧?

  惠:那是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出国前,我一边上班一边在二医大法语班学习了8个月,家里墙上都贴满了法语单词和语法字条,后来法语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到了法国,我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附属CIVIL医院急救与危重病科进修,我才发现完全听不懂,连交接班、查房都听不懂。

  海:那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惠:我还想了不少办法来提高语言能力。我当时就整天泡在病房,和法国同事们同进同出,和病人多交流,3个月之后渐渐有了感觉。有时候上完晚班,我还会去超市买点中国面条、辣椒,给同事们烧上海炒面当宵夜吃,教他们用筷子,后来和他们打成了一片,语言也突飞猛进了。

  海:到法国进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惠:是学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ICU技术。90年代初,中国的监护病房刚刚普及,像急诊室插管、监测仪器等都没有见过。我把这整套技术都学回来了。其次就是感受到中西方急救理念的差距。这种差距现在还有,比如之前的外滩踩踏事件,其实大多数人是因为挤压性窒息导致死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懂得CPR(心肺复苏),大家能自觉地留出急救空地,可能还可以多挽救几条生命。

  海:这就是您参加社会公益急救组织,积极培训救助人员的初衷?

  惠:对,国外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普及急救知识,这是自身的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有再多器械也没有用。我们在电视上很少看到有心肺复苏的公益广告,即使有也是短短的十几秒钟,时间太短。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提高大家自救和互救的能力,传播急救知识。华人首富李嘉诚也学急救,大家很好奇,他身边这么多人保护还担心什么,但是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司机开我出去,他如果发生不测,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帮他做急救。所以,这种急救理念是急需广泛传播的。

  甘之如饴做志愿者

  海:评价一下上海的急救医疗,有什么好建议?

  惠: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但是在急救知识的普及、硬件和软件配备上与国际尚有一定差距。比如,我们急救反应太慢,救护车一般要20分钟到现场,发达国家这个时间定的是6分钟,因为心肺复苏,在6分钟内还可以抢救回来。上海的交通上要做到6分钟,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想办法,比如增加抢救站点、缩小抢救半径;完善救护车的装备,车上不能只有生理盐水和氧气袋;提高急救人员的技术水平,等等。家属也要提高这种意识,要学会自我抢救,在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同时,在家里就可以抢救。

  还有,AED的覆盖率和懂得使用的人比例还是偏低。不过我很高兴,上海慢慢在努力,现在不少地铁站和人流大的景点都配有了AED装备。此外,11月1日起,上海率先提出并实施了对社会急救免责的制度性条款,我们在业内称为“好人法”,从此消除了施救者的顾虑。这是在制度层面上的一种进步,我希望接下来更多省市、甚至全国层面都相关的制度设计,来促进急救事业的发展和理念的传播。

  海:您退休了怎么依然热衷于做志愿者?

  惠:我是2013年从急诊室岗位上正式退下来的。急救知识不只是在急诊室才用得到,它需要有人来普及。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学员需要我,我可以把经验分享给他们,大家掌握了,能多救一个算一个,生命是最宝贵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价值更高。上课的时候我是教官,到现场就是指挥官。

  海:作为志愿者,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惠:三年前安亭铁人三项比赛,当时我救了一位女观众,她不是运动员,是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倒下的,我正好在五十米外看到。后来,不仅她自己,她还动员她的家人都加入了“第一反应”志愿者队伍,她现在也在用学到的急救知识帮助他人。正是这样的缘分,给了我们感恩的心,我最希望这种精神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开来。

  尾记

  如今,惠医生每周还在瑞金医院专家门诊,业余时间仍热衷于他的志愿者事业,并且甘之如饴。他不仅自己全心投入,还把自己的夫人也培训成了一名急救志愿者。他的夫人同为瑞金医院的医务人员,两人在急救志愿者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快乐前行。

  在结束访问时,我还是不能把眼前的这位亲切的学长与七旬的老者联系在一起。他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被救过来的人们,一日日好起来,家庭圆满,如愿生活。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医者父母心,才是他年轻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