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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活,更爱我的职业——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汤黎明

作者:陈卓君

2016-8-10 15:48:26

  若不是认识汤黎明,很难将这个个头不高、活泼爱笑的“大姑娘”与穿着法官袍、严肃铁面的女法官画上等号。

  “我热爱生活,更热爱我的职业。”汤黎明说,“女性担任法官的优势在于办案过程中的仔细、耐心、亲和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让法律看上去不只是冰冷的条款和说一不二的权威感,而是用最大的公正与善意调整着我们的公俗良序。”如今,一中院的女法官占所有法官人数的53%多,在庄严肃穆的法堂之上,汤黎明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用热爱和温情诠释着自己的“法官梦”。

  爱自拍的女法官

  在同事的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汤院长晒照片。“快看,汤院长又晒早饭啦!我真想做她的邻居啊!”照片上,四片吐司围城的“栅栏”里伸出两支康乃馨来,鸡蛋配着红红的胡萝卜,相映成趣,既健康又营养。一杯拉花拿铁旁,点缀着一束盛开的小雏菊,让人忍不住猜测这顿早饭定是出自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女主人之手。这位女主人兴趣广泛,喜欢摄影、自拍、热爱动物,喜欢打太极、绣十字绣、还策划青年法官们在一中院“春晚”上跳《小苹果》……

  或许是这种热爱生活的态度,加上长着一副大眼睛、长睫毛的娃娃脸,梳着波波头,让她看上去像一位洋溢着灿烂微笑的“萌系少女”,可爱与庄严在她身上有着奇妙的和谐与统一。

  汤黎明出生在老卢湾,父亲是瑞金医院的骨科主任,母亲是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教授。受父母的影响,她从小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名医生。但是高考失利,让她和医生职业擦肩而过,却无心插柳地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个年代,法律并不为众人所知。被调剂进入华东政法学院之前,作为理科生的她对法律懵懵懂懂,读了以后才发现法律的“高大上”。80年代初的法学院规模有限,师资严重匮乏,专业也粗线条设置,以刑法偏重,根本不像今天那样分很多专业和领域。回首自己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她直感叹,自己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人。“从百废待兴到有所建树,法治本来就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任重道远,需要一代人用毕生的履职来维护它、完善它,我很庆幸自己的成长伴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脚步。”

  天生不愿意服输

  从小小的书记员到今天一中院的副院长,汤黎明常常自嘲说自己是一步步被别人push过来的,但是性格里天生不愿意服输、喜欢迎难而上的因子让她面对人生一次一次挑战时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大学毕业时,由于专业课出色,逻辑思维强、辩护词写得漂亮,老师曾建议汤黎明未来当一名诉讼律师。但是毕业前夕,在一次旁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一个劫机案的审理后,汤黎明彻底迷恋上了法官这个职业。“中院那个案子办得相当规范,福州路大法庭特别威严又漂亮,审判长在法庭上威严睿智的气场让我仰慕地不得了,这正是我心目中的职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汤黎明仍然激动不已。所以当她和另外17名毕业生被市高院录取,并询问工作分配意向时,其他同学都选择留在高院,只有她提出,“我要去中院刑一庭!”

  1983年的秋天,汤黎明如愿进入市中院刑一庭做书记员。“中院刑一庭审理都是全市重大刑事案件,很多被告是处以极刑的,因此细致和严谨是刑庭审判员的必备素质。”当时中院有许多文革后重返审判岗位的老法官,他们对待年轻人既严肃又严厉,工作要求非常高,容不得半点差错。在经验丰富的老前辈带领下,汤黎明迅速掌握了一套规范和细致的办案方法。每天下班后,她都留在办公室里仔细翻阅卷宗、认真做阅卷笔记。“对预审笔录和卷宗熟悉了之后,就可以对案情有较为详细的了解,以便高质量地记录庭审内容。呵呵,有时候在开庭时,我连被告会怎么回答问题都了如指掌。当然,对于一些前后矛盾的供词就更敏感了。”

  1988年,汤黎明被调往经济庭,这对于一直以来都在刑庭的她来说又是一项新的挑战。虽然不太舍得离开刑庭,但是好强的她却不喜欢认输。记得第一次以代理陪审员的身份坐上法官席时,她紧张地手心都出了汗,“原来在台下做书记员时真的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啊。”面对那些大学里从来没教过证券知识,汤黎明拿出在校学习的劲头,认真自学有关金融知识,刻苦钻研证券期货案件的审理要点,充分做好开庭前准备,事先写好庭审提纲,保证每次开庭审理都不慌不忙,充分引导当事人全面举证和质证。在审理金融案件中,对于那些新类型案件,她也做足了功课:向书本学、向前辈学,甚至向当事人学。“经济案件中,很多当事人就是我们法官的好老师,因为他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在诉讼过程中,他们也愿意向法官解释一些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因此,审理案件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你有这份用心和态度。”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和实践,让她很快成为了金融审判的审判长。进入法院工作以后,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从审判长到副庭长,再到庭长、院长,汤黎明始终把每一个工作岗位当成个人事业奋斗的新起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不论岗位如何变换,始终做到对事业的热爱不变,对工作的热情不变,对岗位的尽职不变。“自从坐上了审判员的位子,我渐渐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神圣感,我的一锤定音,背后代表着国家的权力。”

  Baby Judge西弗访学

  2003年,当时在浦东法院任副院长的汤黎明被推举参加考试,随后派遣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WVU)进修。对于这次访学,汤黎明直言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原定的培训计划是在WVU的商学院学习经济管理,一次偶然的机会,汤黎明结识了当地的一位著名法官。那位老法官看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本以为是哪里来的留学生,一聊之下,居然是一位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中国法官,直呼她为“Baby Judge”。职业使然,汤黎明就向这位长者提出要去他们法院学习参观的想法,长者欣然同意并立刻邀请。于是,在美国学习的日子里,汤黎明每周总是抽空去当地的法院旁听案件的审理,和那里的法官交流和分享各自的审判经验。值得庆幸的是,她还在法官的推荐下,赴西弗大学法学院选修了一门“仲裁调解”课程,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诉讼制度。

  “以前只知道中国有马锡五的审判方式,有广泛的民事调解基础,没想到美国人对东方的调解制度非常热衷并运用自如加以研究运用。”这门课给汤黎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的调解制度一般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讲究随机应变,而美国人更善于总结和建立模型,提炼理论框架,在如何掌握当事人心理、从背景资料中寻找到调解突破点上,汤黎明学到了许多“美式招数”,以至于日后在审判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实践。记得她在浦东法院担任副院长分管信访工作期间,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非常棘手的劳动争议案件。原告张某是一家外资企业的车间小组长,分管产品的质量检验,因故与主管领导有冲突,工作中被处处刁难或找茬,为此她的心里一直郁闷,当一小部分产品出现问题时,其主管当即认定是原告失职所致,要求其停职检查,张某随即离开岗位到公司反映情况,最终其被公司以违反劳动手册而开除。据此,张某开始与企业交涉并打官司。案件经过仲裁和诉讼,他的主张未得到全面支持,不满意对方的赔偿方案,不顾家人的反对,他数度进京上访缠讼,并要求院长接待。汤黎明在和他数次沟通接待时发现,她有一个非常优秀并考入名牌大学的女儿,每次一谈到她的女儿,她总是笑逐颜开,无比自豪,引以为傲。“我就以此为突破点,开导她应站在家庭和女儿幸福未来的角度看问题,积极参与到调解当中。”最后,当事人终于被汤黎明说服,心结被渐渐打开,最终接受了公司的赔偿方案,闹访数年的矛盾激化案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留学的时间里,汤黎明也尽情地去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她每周都到养老院去,和那里的老人们聊天陪伴,去收容所做义务劳动,通过志愿服务来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她也给美国的同学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宣传中国的司法制度。

  创新多元调解手段

  作为一个“两门法官”(出校门就进法院门),司法实践的经历是相当重要的。2002—2011年汤黎明分别在浦东和松江区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和院长的职务,这近十年的基层的工作经历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非常严峻,尤其是在浦东法院工作时,更是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其刚刚走上管理岗位,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分管浦东的立案信访,新情况新问题多,矛盾激化案件和上访人员超多,“面对这一切,我的方法就是要冷静地分析每一个矛盾激化案件,研究每一个上访的当事人,不能一味地把他们当作闹事者,要耐心地疏导他们,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判决的内容,真诚地表达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的态度,从而寻求解决矛盾的最正确和有效的途径。”

  于是她和同事们一起,通过探索,慢慢总结出了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让机关、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团体都参与到和解、诉讼调解中。尤其是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时,就更应该发挥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大家齐心协力解决社会矛盾。。如汶川大地震第二天,一个四川绵竹市的小伙子来诉公司不予执行劳动仲裁决定,要求公司支付他赔偿款。他的家乡是重灾区,他非常急需钱回家找亲人,可是如果按照正常流程立案开庭,要等上一年半载。当时在松江法院担任院长的汤黎明知情后,立刻与立案庭的法官商量,能否尽快解决此事。于是法院就邀请人民调解员立刻介入此案件,一方面安抚小伙子,另一方面就开展有效的工作,并在第三天下午把雇佣双方都请到了法院,解决彼此的纠纷。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用人单位三天之内先行支付费用,使得小伙子尽快回家抢险救人,重建家园。就这样,一个应急措施,一个有效方法顺利地解决了这个纠纷。

  虽然她是一中院的副院长,但是汤黎明一直强调,她只当一种“官”,那就是法官。就像从前看到父亲每救回一个病人所具有的成就感一样,每次伴随着结案,让控辩双方都服气、同行都认可,公正得以彰显的时刻,是汤黎明最开心,最骄傲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