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海归学人 >> 每期杂志 >> 2017 >> 2017年-03期

【人物肖像】“小三届”书生朱易安

作者:翁敏华

2017/6/15 15:40:05

  1972年,正是崇明农场大批老高中知青抽上来读培训班的时候,一群“小七子”(“小七子”又名“小三届”“七字头”,指文革开始时正在小学读书、70年代中学毕业的那些人)下去,补充了那些拔出老“萝卜”后留下的“坑”。中学刚刚毕业的朱易安成为了其中一个,到了崇明岛东风农场下乡劳动。

  书香门第出身的她,从小在家里的书堆中长大。文革开始那年她才11岁,家里的书都给抄没了。不过读书人家的孩子,文化素养主要靠薰陶,即便没了书,还有饱读诗书的爹。架不住老爹每天每夜的口传心授、潜移默化,去农场时的朱易安,在她的同龄人中读过的书最多,颇有些文史修养。一个从小泡在书堆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没有书读比没有饭吃还要难过。易安说,在农场实在是找不到书,不记得从哪里弄来的《唐诗三百首》《家常菜谱》,翻来复去地看,看得都破掉了。“没想到,这两本书奠定了我后来的人生——事业上,后来我成了唐诗研究专家;生活上,我一直还能烧一手好菜,哈哈,这是当年夜夜捧读之时再也想象不到的!”

  谁说不是!书多的年代读书可能是囫囵吞枣,书少的年代读书可都读到魂灵里去了,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那就是“融化在血液中”了。

  后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了,在农场里书反而多起来,作为“反面教材”,印发了许多古文,给大家学习。农场职工多是实际上的小学毕业生,老职工的文化程度也不行,农场领导抓瞎了,不知叫谁来辅导好。有人说朱易安好像有点懂,就让她来试了试。果然不错,全场职工的辅导任务就这样交给了这位19岁的姑娘。“这是我农场生涯中最最开心的两个礼拜,不用出工,天天看书备课,看孔孟之道的东西,看《史记》,看法家著作。后来上台辅导,台下黑压压的两百多人听讲。全体农场职工都来了,还听得挺认真,挺有兴趣。孔子是怎么回事,商鞅是怎么回事,我像模像样地给他们一一道来,一讲讲了两个半小时,延迟了大家吃饭的时间,哈哈,效果还蛮好!”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易安说起往事。听时心里感慨:怪道易安有这么好的演讲口才,原来人家40年前就“实战演习”过了。

  自此,易安的折叠床上开始有书了。“那时的床上都得用蚊帐,我请一个男同学用木板帮我在床头做了一个架子,帐子罩得住的,上面放了一排书,自己夜夜与书相伴,自得其乐。别人呢,常常要掀开我帐子来参观一番,成了我们农场的一道风景线!”

  因为有如此不俗的农场表现,1975年,上面来招收培训班学员,农场第一个就推荐了她。

  当时大学已有几批工农兵学员(包括培训班、普通班)毕业,中学勉强“吃饱”,至少不再“饿”着了,小学的“饥饿”凸显了出来。原“老三届”的大学毕业生多进中学教书,把当小学老师的机会留给了“小三届”易安他们。可怜的“七字头”,小小年纪经历文革,文革结束大学恢复高考,他们实际的小学学历与大学学习相差一大截,想续也续不上,只好干瞪眼。等到市场经济时代到来,最先最大规模下岗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孩子一路上学,他们都无力辅导;他们的孩子若学有所成,觉得没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这些当爹当娘的。现在,每天搓搓麻将过日子的,也多是这批人。这个群体成才的比率特别小,虽然还不见有人出来统计,但这样的估计看来不会错。

  朱易安正是这极小比率里的一个佼佼者。她后来做了大学教授、博导、学院院长、上海市政协常委。这当然是她家庭熏陶和个人努力的结果。文革岁月最后时光的上学,也在她精彩人生上着墨了那么一小笔。

  易安读的是第四师范属于中等师范学校,与中专同级,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他们那一届,有语文班、数学班、音乐班等,她报的是外语班。外语班又有英语与俄语之别,“那时候一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我老实,第一志愿英语,第二志愿俄语,后来知道,有的人三个志愿填的都是英语,所以进了英语班,我这样的老实人就分到了俄语班。”

  易安都认为自己是老实人,真正想勿落!——她没报“语文班”,就是她“不老实”的一面。家里有那么好的老爹会教,怎会去没咸没淡的语文班浪费时间?她要是去语文班,去给他们当老师怕也绰绰有余。

  问她读书时有什么难以忘怀的事情,她说了1975年12月26日的赛诗会。巧了,那天我就读的上海师大也正在进行赛诗,或许当时全市都在赛诗?那可是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个生日。易安他们学校30个班一起赛诗,规模浩大,规则是:主席台上老师出一句诗,下面各班代表对下三句,然后找一个同学飞奔上台朗诵,看哪个班又快又好。易安自然是他们班的对诗手,龙飞凤舞地涂鸦在纸面上,接力赛一样交给那个擅长诵诗的男同学,结果,他们班得了第一。“这下子,我在全校出了名了,别的班同学全伸头伸脑地来见识谁是四班的朱易安。哈哈!”

  就这样学了一年。这一年里,中国出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停课开追悼会,写大字报批这批那。他们的俄语专业老师有两名,一名是正宗的上外毕业生,课教得好,得到同学们尊重;还有一名是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是上海郊区人,一口方言,普通话也讲不溜,外语可想而知。倒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男生都可以上去打伊个头榻。”

  我记不下来,问易安“头榻”的“榻”怎么写,是不是“榻榻米”的“榻”,她说是,头上比较平坦的地方嘛。哦,原来如此!上海话里也有这么生动的表述!

  易安毕业后,又去区里办的培训班读了半年。这样一来,到了1977年上半年了,“四人帮”打倒了,一切都慢慢走上正常轨道了。正好有些中学也需要师资,易安属于中等师范的优秀生,被分在了南塘中学。那所中学正像程乃珊小说《穷街》里描写的一样,处于上海的“下只角”。贫民子弟本来学习就有困难,又赶上文革动乱,学校教育早已不复有序,红卫兵、红小兵们欺负老师已成惯习。学校又有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刚刚进来的新老师每每会被分到“乱班”去当班主任,说是要锤炼你的筋骨意志,说穿了也是一种“欺生”。易安就这样进了一个全校最乱的班。上课像开茶馆,下了课则像武术馆。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易安明白,头三天若“hold”不住,你以后就甭想掌控局面。她一开口学生就跟她抢着说,她转身写板书,学生中竟有人自说自话扬长而去;她跟出去,那男生竟然进了男厕所,她堂而皇之也跟去男厕所,等在那个门口,那淘气包一出来就逮了个正着。这才让学生知道这位新老师不是吃素的,往后干什么得惧怕三分。

  朱易安踢好了“头三脚”,后来班里给她治理得服服帖帖,那个“躲进厕所成一统”的小子成了朱老师的小跟屁虫。“越是淘气的学生,后来每每越是跟老师好。”当过中小学班主任的,多与易安有共同体会。

  “四人帮”一打倒,易安和她家的春天也到了。“那段时间真是幸福啊!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家被抄走的书发还了。我爸记性好,哪一本哪一套记得一清二楚,没有还回来的再去问。我呢,就坐在地上整理图书,像是迎接离家十年的亲人一样。还有,那个时候新华书店常常有新书发行,消息一传开,书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我总是这样长蛇阵中的一员,兴高采烈地甘愿排长队买书,发行四本买四本,发行六本买六本,一次都不会落下。生活中有那么多书籍可以捧读,真所谓‘南面王不易’也!”

  1991年,朱易安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时,考的还是俄语,100分里考了95分,成绩很好,也算是派了用场了;但她的真爱还是文学,古典文学。1982年,她考上了上海师院中文系中师班,南塘中学一共3个人考,另外两位都是语文老师,没考上,她一个外语老师倒考上了。两年后,正当中师班将毕业未毕业之际,她又考上了古代文献学研究生,师从程应鏐、陈伯海先生,名师出高徒,易安很快就成为唐代文学专家(如今已是李白研究学会会长),并且还涉足女性学研究,同样足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