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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深切缅怀我的伯父冯德培先生

作者:冯汉珍

2017-2-15 16:10:31

  光阴荏苒,星移斗转。今年2月20日,是我的伯伯、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诞辰110周年。回顾伯伯为了科学,为了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回顾自己和伯伯虽然不多但印象深刻的接触,不禁思绪连绵,感慨万千!

  兴趣广泛,刨根问底

  我的祖母与伯伯一家同住。小时候,我每周都要随爸爸到伯伯家看望祖母。每次去,如果伯伯在家,他就会从卧室兼书房中出来,与我们见面。然后,经常会说“你们坐,我还有工作。”爸爸也忙不迭地回声“你去忙”。伯伯是个惜时如金的人,他的言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要是伯伯不在,我会跑到他的房间里东看西瞧。卧室里有一个大书架,放的全是外文专业书,我既够不着也看不懂。连着卧室的小阳台上则有一个小书架,上面除了外文书还夹杂着中文书。我就从那里找到了我想看的书。比如《红旗飘飘》《志愿军英雄传》,甚至还有许多《人民音乐》杂志。当时,我有点疑惑:伯伯不是科学家吗?科学家也看文学书和音乐杂志吗?现在想来,其实伯伯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他除了关心科学的进步,同样关心世界的潮流、祖国的命运,也爱好音乐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1973年,我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工作。那时伯伯被剥夺了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有了较多的闲暇。我在崇明,一年只能回家两次,一次是夏天忙完夏收夏种,一次是过年。每次回家,爸爸依然要带着我去看伯伯。那时,伯伯会在自己的里房间接待我,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农场的工作和生活。有一次,我对伯伯无意间讲起自己开插秧机的事。没想到这一话题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不停地问我:插秧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怎么操作?人坐在插秧机上是什么感觉?这种机器的工作效率如何?工作质量如何?安全不安全?等等。有些问题我根本没注意过,也没思考过,只好一边想一边回答,有的就是想了也讲不清楚。其实,我从崇明回来也告诉过父母我开插秧机的事,可他们顶多要我注意安全,然后就没有了。伯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科学家与普通老百姓的区别吧?

  科学事业 毕生牵挂

  1994年冬天,得知伯伯病重,我和特地从湖南长沙赶回来的二哥一起到医院探望。当时,伯伯气管已被切开,不能说话,但意识是完全清楚的。伯伯从被窝里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手。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当时伯伯的长子在场陪护。堂哥告诉我:伯伯最高兴的是中科院上海分院生理所来人,听他们汇报科研进展情况。自己不能说话,还要拿纸笔把他的想法写出来告诉他们。我听了非常震撼!我想,以科学为生命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啊!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伴随伯伯“遨游于神经肌肉接头和突触研究35年”的荣辛未先生的文章。荣先生写道:“老冯病重,还要我每隔两天去医院向他报告实验进展,陪伴他的家属告诉我,他看到我时,是最高兴、精神最好的时候。当我告诉他已经有了不少进一步的实验可以肯定上述现象,他高兴得要坐起来。这时他的气管已经切开,不能讲话,就要了纸和笔,艰难地写下了建议我将这工作发表时使用的题目。这也是老冯留给我的最后字迹。老冯在如此病重时,脑子还是想着研究工作。”荣先生的文章正好印证了哥当时告诉我的话,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科学家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科学事业奋斗的感人形象!

  当感觉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伯伯还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对前来探望的所领导说,自己当年在美国讲学得了一些报酬,希望以这些报酬为基础成立一个基金,专门用于生理所的科研人员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伯伯还要求自己的子女如果有能力,也要给予基金赞助。得知伯伯的愿望,他的长子冯嘉迅立刻和生理所的人事处长一道,赶赴我们的家乡浙江台州,以最快的速度出售了台州市政府在冯家的宅基地上为伯伯建造、供他居住的房子,得到的钱款全部交给生理所筹建基金之用;不仅如此,我的堂哥还个人出资两万元,为基金添砖加瓦。1995年4月10日,伯伯与世长辞。他去世之后,生理所运用这个基金,邀请国际知名的同行、专家来中国讲学,为所里的国际科学交流开辟了一条宝贵的渠道。

  胸怀大爱,九死不悔

  1993年2月28日,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伯伯写道:“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如不愿寄人篱下,要自己创业,英雄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也是我一生身体力行的。”这是伯伯对年轻人的勉励,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伯伯从小天资聪颖,读小学时跳级,读中学时提前毕业,15岁进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考取庚子赔款赴美留学,拿到硕士学位后赴英留学。在英国读博期间,他发现了静息肌肉被拉长时产热和氧消耗量增加,肌肉代谢升高的现象,该发现被称为“冯氏效应”,载入科学史册。博士毕业后,他不留恋西方世界的优裕生活,不贪图在异国土地上任教的优厚薪金,却像游子思念母亲一样匆匆归来,投入祖国的怀抱。他要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当时积贫积弱的民族争一口气!

  1948年秋,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召集各研究单位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就研究所迁台问题的表态。时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的伯伯旗帜鲜明,说:“研究所是国家的研究所,不应跟什么人跑!”正是由于伯伯和像伯伯一样的一批科学家的坚持,才为新中国留下了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根!1950年起,伯伯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8年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分院)副院长。

  可是,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上海的老科学家当中,伯伯遭受的迫害和人身折磨算得上是最惨的了。其中一大罪状,说他是“朱家骅留下的潜伏特务”。当年朱家骅动员不走的人,却被某些人说成了“特务”!那些迫害他的人甚至对他动用了渣滓洞特务惯用的酷刑。十年动乱结束后,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198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伯伯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部主任。

  伯伯对个人的荣辱得失毫不在意,却为中国科研水平的落后,科研人才的青黄不接心急如焚!他关心研究生的学业,亲自为科研人员补习外语;看他们的实验常至深夜,就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买夜宵,而他自己在英国留学时就穿的一件睡袍,竟一直穿了六十多年。

  在漫长的岁月中,伯伯为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建立中国生理学研究队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学生遍布全球。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生理学会、美国神经科学会、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的荣誉会员,1981-1993年连续三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理事,朋友遍于天下。堂哥告诉我,伯伯亲口对他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时,他的九十大寿之际,邀请全世界生理学专家——他的许多学生一起到香港,共同交流研究成果!

  伯伯的这个愿望,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他对祖国赤子般的爱,对科学事业那颗追求不止的心!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的名句。我觉得用来形容我的伯伯是再恰当不过了!在纪念伯伯诞辰110周年的时刻,作为他的子侄辈中年龄最小的侄女,我深深抱憾的是我对伯伯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敬爱的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